法律實務

                    試析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責任人員的劃分

                    來源:德恒律師事務所 作者:張忠鋼、郭磊 發布時間:2021-09-10 10:37:29.0 點擊數:1117

                    試析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責任人員的劃分 丨德恒研究


                    一、問題的引出

                    我國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訴訟的前置程序,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115日發布的《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和200319日發布的《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投資者以自己受到虛假陳述侵害為由提起民事訴訟時,應以行政處罰決定或刑事裁判文書為前置條件。20217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分忻鞔_要求:“健全民事賠償制度、抓緊推進爭取證券代表人訴訟制度實施。修改因虛假陳述引發民事賠償有關司法解釋,取消民事賠償訴訟前置程序。開展證券行業仲裁制度試點?!?/span>

                    這也意味著對于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來說,行政處罰程序與民事訴訟程序將分離,民事訴訟程序將獨立存在。從訴訟門檻的角度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會給準確求償增加不小的難度。這是因為如果存在前置程序,則前置程序中的處罰決定或刑事裁判文書可以直接作為反映侵權行為、主觀過錯以及行為與損失之間因果關系的當然證據,前置程序中認定的責任人也基本鎖定了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訴訟中的被告范圍。但前置程序取消以后,應當如何在法庭中證明上述事實及選擇適格的被告?

                    從這個思路出發,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在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責任主體應當如何確定?行政責任的主體和民事責任的主體應當采用什么樣的標準劃分?在沒有行政處罰或者是刑事判決的案件中,如何能夠準確、全面、完整的確定責任主體(被告)?在上述疑問的引導下,筆者擬從現有規定、行政處罰和審判實踐角度出發,試圖厘清行政處罰,尤其是民事審判實踐中責任主體的劃分標準。

                    二、責任主體劃分標準的法律依據

                    (一)行政處罰中責任主體劃分的法律依據

                    信息披露違規責任人員劃分的法律依據主要有:《證券法》、《信息披露違法行為行政責任認定規則》(以下簡稱“《認定規則》”)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以下簡稱“《信披管理辦法》”)。

                    《證券法》第197條中將信息披露違規責任人員歸納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1。

                    《認定規則》第17條和第18條進一步明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之外的其他人員,確有證據證明其行為與信息披露違法行為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包括實際承擔或者履行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的職責,組織、參與、實施了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行為或者直接導致信息披露違法的,應當視情形認定其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信披管理辦法》第51條則更加詳細的規定了公司內部管理人員的責任范圍2。

                    從上述規定中可見,《證券法》第197條是信息披露違規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表述出處,也是行政處罰時追究行政責任人的根本法律依據。但《證券法》并未明確二者的范圍和區別?!缎排芾磙k法》第51條對于不同類型的信息披露規定了承擔主要責任的人員。但此處的“承擔主要責任的人員”是否可以認定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不同口徑下該條規定能否為責任劃分提供明確標準,仍需結合監管實踐進行考察。

                    (二)民事責任中責任主體劃分的法律依據

                    《證券法》第85條規定: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證券發行文件、定期報告、臨時報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資料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致使投資者在證券交易中遭受損失的,信息披露義務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及保薦人、承銷的證券公司及其直接責任人員,應當與發行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是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

                    《若干規定》第21條和第28條中承擔責任的主體為:發行人、上市公司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和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

                    從《證券法》第85條及《若干規定》的相關表述可以看出,要求發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承擔民事責任的立場時一致的,但是如何理解《證券法》第85條中所稱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與《證券法》第197條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有什么不同?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三、責任主體劃分的客觀標準——勤勉義務3

                    在信息披露的語境下,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的最大區別在于,其職位是否對信息披露的事項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相應的,影響力所賦予的保證信息披露真實、準確、完整的勤勉義務便成為了責任人員劃分的首要因素。具體而言,《管理辦法》第四條中明確強調了應本著勤勉、忠實的原則進行信息披露,這也是相關人員應承擔的義務。

                    一般情況下,管理人員勤勉、忠實義務的對象是公司,而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時管理人員勤勉、忠實的義務對象也應包括投資者。理由是,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時,虛假陳述不僅不會損害公司的利益,反而可能帶來公司股價的上漲和業務的繁榮。如果管理人員勤勉、忠誠的義務僅對公司,那么反而可能會認為對投資者的虛假陳述行為反而是在維護公司“利益”。所以對于上市公司及相關人員來說,參與公司信息披露的時候必須優先考慮的是投資者的利益,即在信息披露的時候對投資者具有勤勉義務(信義義務)。

                    (一)行政責任的承擔主體

                    從《信披管理辦法》第51條、《證券法》第197條及《認定規則》第17條和第18條中的相關規定來看,所謂“直接責任人員”,從文義解釋上來說,“直接”指的是行為人實際參與了發行人信息披露的過程,“責任”指行為人存在未能勤勉盡責之處。對公司違法信息披露的法律責任中相關人員的處罰具有附隨性,附屬于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蹲C券法》和《信披管理辦法》要求董監高對信息披露負有更重的責任,而勤勉義務的履行是責任免除的路徑之一。因而,在現行法律規制下,責任人承擔行政責任的實際邏輯在于:信息披露違規——系對信息披露違規負有責任的人員(負有勤勉盡責的積極作為義務或造成信披違規的消極不作為義務)——不存在免責事由。在這個邏輯下,任何參與信息披露活動的主體均可能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4。

                    (二)民事責任的承擔主體

                    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上看,“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包含“直接負責”和“主管人員”兩層含義。前者指行為人對于違規信息披露所涉及的事項負責,實際參與到了信息披露的過程中。后者可以根據其“主管”的事務的不同理解有著不同的范圍:1.負有領導責任的董監高;2.實際發揮董監高作用的主體;3.前兩者基礎上拓展至管理信息披露或者信息披露所涉及事項的人員。

                    從審判實踐上來看,基本涉及到的主體有:董事長、董事、監事、總經理、財務總監、實際控制人和其他人員等。在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在具體案件中一個主體可能具有上述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身份。例如,在陳濤訴北京無線天利、錢永耀證券虛假陳述一案5中,被告錢永耀就具備京天利公司董事長和實際控制人的雙重身份。

                    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責任人中,董監高等管理人員作為責任人有著明確的法律規定,討論的意義不大。而在上述各種身份中值得討論的是:實際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對于這三類,分述如下:

                    1)實際控制人的特殊之處在于《證券法》中單獨規定了其在信息披露違規中“指使”行為的責任。一方面在進行責任認定的時候要根據其行為進行認定,在民事訴訟中,實際控制人往往扮演著虛假陳述行為的策劃者和指使者的角色6。但另一方面,即使實際控制人不構成“指使”,也不影響其在行政責任中被認定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7。

                    2)法定代表人作為我們中國公司法層面比較特殊的存在,本身不具備內部職權。在沒有其他身份的情況下,法定代表人是否可以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按照我們上述的分析,筆者認為無論是實際控制人還是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與證券虛假陳述案件的責任人劃分無關,主要是考證行為人在虛假陳述行為中是否發揮了作用。并且從現有的判決來看,沒有人是因為單獨具備法定代表人身份而被認定違反勤勉義務而被追究責任。

                    3)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這種規定實際上是一個“兜底”性質的規定。在筆者查閱的案例中僅在“祥源文化”案8中發現有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承擔了民事賠償責任。法院認為:趙某系龍薇傳媒公司的時任法定代表人、控股股東,其在本案上市公司股份權益變動活動中的《股份轉讓協議》《關于股份轉讓協議之補充協議》等文件上簽字、知曉并支持收購事項、知悉公告內容,該情形表明趙某知道虛假陳述而未明確表示反對,在具體的信息披露行為中未盡勤勉盡責、謹慎注意的義務,故其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參考文獻:

                    [1]《證券法》第197條: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本法規定報送有關報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義務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的罰款。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從事上述違法行為,或者隱瞞相關事項導致發生上述情形的,處以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的罰款。
                    信息披露義務人報送的報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罰款。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從事上述違法行為,或者隱瞞相關事項導致發生上述情形的,處以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罰款。

                    [2]信披管理辦法》第51條: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對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性、公平性負責,但有充分證據表明其已經履行勤勉盡責義務的除外。
                    上市公司董事長、經理、董事會秘書,應當對公司臨時報告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性、公平性承擔主要責任。
                    上市公司董事長、經理、財務負責人應當對公司財務會計報告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性、公平性承擔主要責任。

                    [3]這里的“勤勉義務”實質上筆者認為應該是“信義義務”,按照我國民事法律的通說,信義義務是現代公司法的核心制度之一,信義義務包括注意義務和忠實義務。我國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借鑒了該制度,《公司法》第148條明文規定了董事、高管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我國學者認為勤勉義務就是指公司法理論中的注意義務。[ 甘培忠:《公司控制權的正當行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頁。])但由于我國法律中并沒有規定“信義義務”,也沒有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釋的表述中使用“信義義務”一詞,但《認定規則》第三條中規定:“發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為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服務,誠實守信,忠實、勤勉地履行職責,獨立作出適當判斷,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保證信息披露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公平?!??!豆芾磙k法》第四條中規定:“ 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忠實、勤勉地履行職責,保證披露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信息披露及時、公平?!痹诒疚牡恼Z境下可以認為信義義務與勤勉義務二者等同。

                    [4]參見馮果、王怡丞:《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中責任人員類型劃分的制度邏輯》,《法律適用》,202021期。

                    [5]參見(2017)01民初42號民事判決書。

                    [6]參見(2017)京民終748號;(2018)01民初3070號;(2019)遼民終814號等民事判決書。

                    [7]參見中國證監會【201826號行政處罰決定。

                    [8]參見(2018)01民初2464號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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